第一阶段，留学回国人员的安置还是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工作模式来进行的，当然在80年代末的时候有了一些调整，所以使留学回国人员可以在体制内进行一些流动。

 

第二阶段，92年到99年这个阶段，首先就是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以中共中央文件的方式提出了12字方针：“支持回国、鼓励回国、来去自由”。核心就是“来去自由”。这个“来去自由”在国外还是有反响的。特别是90年代末期的时候，咱们国家在引进留学人才回国工作这一块基本上形成了工作思路，雏形形成了，出台了一些回国创业的政策，以及短期为国服务的政策，形成了一个回国工作和为国服务并举的这么一套工作方式。

 

第三阶段，从2000年以来，其实是沿着既定的方式，是一个不断完善改进的过程，到08年千人计划的出台，影响确实是非常之大的。这时期，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形成了三块，回国工作是一个类型，为国服务是一个类型，回国创业是一个类型，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工作模式和政策构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对引进海外人才这一块越来越向着高端来重视和强调，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我们总结，其实政策我们看从2000年到08年千人计划这么一个时间段，粗粗的算一下，每年相关的政策以及它的配套政策大概有近10个政策文件，能有这么一个体量，还不包括地方政府发布的相关政策，所以非常之多的。另外政策供给的渠道也非常多，差不多有20多个吧，就是中央和部委级的很多部门都在出台政策；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关注点越来越向高端人才这一块转移。

 

我想说的是，我国引进政策的供给是很充足的，引进这一块的高速路做得相对比较好，高速路已经铺成了，当然还需要很好的管理。下一阶段我们马上要转向“十二五”的时候，我认为，我国有关海外人才工作的战略重点应当从引进人才转向集聚人才。从集聚人才这个视角来看，我们的问题也很多，大家刚才也在说。我们进来之后遭遇、面对了很多问题，我从这个高速路快速地进来之后，会面对很多问题，我认为可以把它概括为“水土不服”，这个水土不服涉及两代人，不光是父辈，包括他们的孩子，他们孩子在国内上学遭遇到教育方式的水土不服问题，我们父辈在科研教育领域遭遇到了科研体制内的水土不服。当然水土不服有个人的问题，个人的问题是千差万别的，每一个人都应当自己来适应、来解决，但是，确实也有共同的问题，像制度问题，学风问题，这些是个人难以适应和解决的问题。

 

因此可以说，他们遭遇或面对的是制度的障碍和文化的障碍。制度的障碍大家刚才谈了很多资源配置的问题，我们很多人进来之后其实得到了很多的资助，一揽子资助拿到手了，大多数是一次性资助的。之后他们就要加入到国内竞争的行列了，于是他们为了要做科研，就去找项目，找经费，因为他还要养活这个团队的人，甚至还要负责这个团队内每个人的工资待遇，是非常累的。这种体制下，每一个人都是跟着课题走，围着经费转，就很难关注本领域的前沿变化，而且很难根据本领域方向的变化来安排下一步的重点工作，从而使科研工作失去了它的前瞻性。即使抓到了、看到了前沿的创新点，也没有经费，还得再去申请经费，而时机往往就在这个时候错过了。科学的价值在于它的独特性，因此科学发现是有优先权的。我也采访过一些科学家，他们也谈到了这个问题，科学的前沿问题，往往你想到的，本领域的国内外其他团队也会想到，常常会出现几家竞赛的局面，但当一个突破性的机会来到的时候，却因为受制于经费而失去机会，这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另外资源分配方面，还有人力资源配置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实验室实验技术人员，很高级的技术人员，这一类的支撑人员其实是很短缺的，我们往往有一个新的思想、创新的思想，在它得以实现的时候，高级的实验技术人才往往是举足轻重的。所以我们现在科研人员配置也是有问题的。我记得美国兰德公司曾经有一句话，原话我不记得了，大概的意思是说，两个研究人员的效率低于一个研究人员和一个支撑人员，确实是这样的！刚才谈的体制问题确实很多，还包括我们的评价问题，刚才谈到了为什么实验室技术人员很缺？因为他们的贡献很难得到相应的承认，他们的待遇也是很低的。所以，我觉得体制上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还有我们的文化。总体来讲，基本可以概括为是一种行政化以及官本位的学术氛围或科研文化，只有高的科研能力和水平不行，你还需要有一个行政职位，行政的职位越高，话语权越大，他的标签就是“战略科学家”，就是“一流科学家”，行政化的赋予对于科学的发展是很不利的。所以，怎么来解决？刚才大家也谈了，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科技体制改革的二次改革，其实科技体制改革，这两年在科技界，很多科学家都在谈论这个问题，呼声也越来越高，并不是说我自己拍脑袋来说的。但是我觉得二次改革是必须要有的。

 

前面也谈到，我们第一次科技体制改革是从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开始的，但是，现在恰恰是资源配置方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比较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第一次改革，我们有一个优势，就是当时我们的经济是非常困难的，没有钱，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可以拿出一部分经费来支持改革，但是我们恰恰又有很大的难点，难点在哪儿？当时的改革是一个穷则思变的状态，而我们现在的改革面对的是一个很大的利益网，一个日益坚固的利益共同体，所以很难推动。所以，科技体制的二次改革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勇气！谢谢！